今年是王仁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他逝世20周年。抚今忆昔,我同王仁先生的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一样,深深地缅怀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深厚情谊。

我特别要怀念的是,在我学术人生中的几个重要关头,都是王仁先生伸出他温厚的手,给予关怀和扶助。

我于1958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学习。1964年本科(六年制)毕业前我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在录取前的关键时刻,王仁先生向教育部打报告,把我从清华大学要回了北大力学系,使我成为在“文化大革命”前他指导的最后一名研究生。这也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节点。

当时研究生人数很少(例如1964年北大力学专业一共只招收了3名研究生,除我之外的另两位都是流体力学专业的),远没有像现在这样大的招生规模,也没法开课。事实上,我们在六年制的学习中,差不多把现在的硕士课程内容都学完了。所以,那时王仁先生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主要是开一个书单,列出几本必读书让我研读,包括两本数学书和两本力学书,例如 Ford的弹塑性理论,王竹溪的特殊函数概论等。在学期末,他出了五道题让我进行开卷考试。这种方法强调因材施教,引导研究生着重夯实基础知识,同时又给予研究生充分的自学和思考的空间,为后期进入研究课题作准备。

别小看了这张短短的手写书单,其实它包含了王仁先生的缜密思考。回想我在北大本科四年级的时候,王先生教我们弹性力学。大概因为他注意到程耿东和我具有课外延展的潜力,有次下课时把我俩叫过去,递给我们一本数理方程的英文书(好像是索科洛夫斯基著的),让我们细读其中关于柱形杆扭转的一章,并应用其中介绍的各种近似方法求解正三角形截面杆的抗扭刚度。几周后,程耿东和我完成了这项本科生的“小科研”任务,合作写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对各种方法得出的结果作了分析和比较。通过这件事,我们两个年轻人获得了最初的研究体验,也感受到了王先生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良苦用心。

在“文化大革命”中,众所周知,王仁先生经受了很多磨难;我也从北大被“分配”去部队农场围海造田,后又在三线工厂当工人、技术员,历时长达10年。直到打倒了“四人帮”以后, 1978年我从机械工业部通过考试,取得了留学英国的机会。 王先生知道后十分高兴,用他自家的小打字机亲手敲出推荐信,把我推荐给英国的两位教授：剑桥大学的W. Johnson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的H.J. Hopkins教授。两位都是世界上塑性力学的名家,前者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al Sciences 1961年创刊以来的主编,后者在1969—1982年期间曾担任 Journal of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lids 的主编。

其实,王仁先生同W.Johnson教授之前并没有见过面,只是曾经用滑移线方法求解同一个问题时有过几番通信。然而,W.Johnson教授出于对王仁先生学术上的尊重,十分信任他的推荐。于是,1980年初我到达英国剑桥大学工程系跟随W.Johnson教授学习和研究与板料成型相关的塑性力学问题,并于1983年7月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顾这段历程,我感到非常幸运,在学术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节点得到了王仁先生的关怀和扶助。

1983年12月,我来到王仁先生30年前生活和学习的地方—美国的布朗大学,跟随P.S.Symonds教授和H.Kolsky教授从事冲击动力学的研究。Symonds教授是王仁先生的老朋友,也是世界上结构冲击动力学的权威之一。Kolsky教授更是因为创立分离式霍普金森压杆的原理而世界闻名。我在布朗大学虽然只待了两个多月,但得到了两位老先生的亲自指点,我同Symonds教授一起发现和分析了结构弹塑性动力响应中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反直观现象,收获颇丰。

结束了在布朗大学的短期访问工作后,我决定回国。这时王仁先生已经回到北大力学系担任系主任,在他和王大钧等老师的大力支持下,1984年3月我回到了北大力学系任教。不久我担任了固体力学教研室主任,同黄筑平、殷有泉等同事一起挑起了继承和发扬北大塑性力学传统的重任。这是我学术人生中的第三个重要节点,又是王仁先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84年到1991年,我在北大力学系工作了7年,这也是我同王仁先生有着密切接触的7年。跟王先生密切接触,有三点感悟最深。

第一点是王仁先生始终不忘初心,对教育充满热忱。他是院士、系主任,校外兼职又多,但无论是教课,还是指导研究生,他都孜孜不倦、亲力亲为。他曾经对我说：“老师都是喜欢好学生的”。的确,对于好学生,他从心底里喜欢,指导的时候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细心解说、精心栽培、殷切期待。1984年进入北大固体力学专业的9名研究生中人才济济,出了黄永刚、刘承、李庆明等杰出人才。我在回到北大后有幸教的第一届研究生就是他们。记得王仁先生也投入很多精力来指导他们,比如结合他们的硕士课题开展了在轴向冲击下圆柱壳的动态屈曲等前沿研究工作。

第二点是王仁先生对国内各大学、研究所之间的合作抱有诚恳、开放的积极态度。例如,当时北大力学系的塑性力学和塑性动力学方向在王仁先生率领下已经是国内最强,但他绝不封闭、保守,而是通过学术活动和双边交流,同中科院力学所、清华大学、中科大、哈工大、太原工大等都保持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关系。1985年1月,他同朱兆祥、黄克智三位先生取得教育部支持,主办了全国塑性力学教师进修班,国内主要理工科大学共有几十名教师前来参加,邀请当时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学者(如范镜泓、余同希、杨卫等)以及国内一些活跃的学者介绍前沿研究课题,研讨异常活跃。这个进修班对国内塑性力学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为参与者津津乐道。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以邻为壑、闭门自嗨、堆砌指标、争夺排名,都只能把学科发展拖进内卷的怪圈;唯有开放合作、取长补短、把力气用到提高研究素质上去,才是学科进步的正道。

第三点是王仁先生始终重视国际学术交流,认为这是使北大力学保持国际前沿水平不可或缺的条件。1984—1988年期间,我们相当密集地邀请了塑性力学和冲击动力学领域的许多国际著名学者来北大访问讲学,例如美国的Goldsmith, Clifton, Symonds等,英国的W. Johnson, N. Jones, S.R. Reid, W.J. Stronge等。他们的讲学把北大固体力学的学术活动提升到国际前沿水平,对研究生很有吸引力;同时这些交流活动也向世界正面积极地推介了中国(尤其是北大)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 影响深远。大家都知道,作为IUTAM执委会中的第一位中国执委,王仁先生对提升中国力学的世界地位作出了很大贡献。我曾同他一起参加过几届亚太塑性力学会议和多次世界力学大会, 亲眼目睹了他平易近人的学者风范赢得了众多的赞赏和友情。

先生百年,桃李满天下,名师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