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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仁厚笃实,辛勤奉献的一生——纪念王仁院士诞辰百年
    王振东
    力学与实践    2020, 42 (6): 815-817.   DOI: 10.6052/1000-0879-20-470
    摘要270)   HTML4)    PDF(pc) (7871KB)(76)    收藏

    2021年1月2日,是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原北京大学力学系系主任、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和力学教育家王仁院士诞辰100周年,谨以此文怀念王仁院士仁厚笃实,辛勤奉献的一生,纪念王仁院士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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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流体力学大师Batchelor的几件史事
    冉政 潘书勤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3): 82-83.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0-448
    摘要2241)      PDF(pc) (417KB)(644)    收藏
    Batchelor是湍流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国际流体力学大师. 本文分析影响他 成长的人和事,有助于理解湍流研究的历史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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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托马斯-杨之力学贡献
    刘建林 夏热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3): 84-86.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038
    摘要2125)      PDF(pc) (602KB)(627)    收藏
    托马斯--杨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 在光学、声学、流体动力学、医学、材料力学、 考古学、语言学、保险学等众多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但由于种种原因使他在力学方面的贡 献未曾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杨在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材料力学、血液流动力学、能量、 冲击动力学、表面浸润力学、工程结构分析等方面. 他是一位纯粹的自然哲学家, 同时他能 够将理论与实验和工程实际相结合, 实现了后辈力学家所提倡的``技术科学''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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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陆士嘉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如心会议中心举行
    《力学与实践》编辑部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2): 100-100.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157
    摘要1504)      收藏
    陆士嘉先生是新中国流体力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 在旧中国积弱贫穷、落后挨打的年代, 她怀抱科技强国、科技救国的梦想,半工半读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然后毅然选择航空的先行与基础学科------流体力学,远赴重洋,以优异成绩和卓越才华,破除了当时对华人和对女性的双重偏见,获得了现代流体力学大师和奠基者之一的普朗特的赞赏,成为大师唯 一的女研究生和唯一的中国学生;她担任了北航建校筹委会委员,为创建北航做出了贡献; 她以前瞻性的国际眼光,参加了我国第二个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工作,对我国流体力学学科 和航空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她淡泊名利,两次恳请中国科学院从院士候选人中删除她 的名字,恳请北航领导将他的一级教授提名调到二级,在科技和教育界传为佳话;她艰苦朴 素,婉言谢绝学校公车接送,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乘坐公交车上班,对灾区和有困难的同事慷 慨解囊且不留姓名;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培养了一大批航空和力学的栋梁之材. 本刊特登载陆士嘉先生的学生龙驭球院士、周恒院士、朱自强教授和李素循教授的缅怀先生的文章. 她的这几位学生都已至古稀耄耋之年,成就非凡,遇事淡定,但在纪念会上,他们的声音哽咽了. 师生情深,师恩似海. 从先生鼓励习题的解法立异到讨论学位论文创新,从先生百忙中抽时间辅导学生自学第二外语到推荐学生到海外名家深造,从先生创建北航空气 动力学教研室和研究室到与我国力学科学泰斗钱学森、郭永怀的交往合作,参与制定我国流 体力学学科和航空科学发展的宏伟蓝图,从先生不知疲倦地工作到坚辞荣誉和物质利益,无 不感人至深,是我国力学与航空科学发展的珍贵历史资料.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先生有大德而不说,唯其不说,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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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士林嘉木,厚德深情
    龙驭球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2): 100-101.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116
    摘要1385)      PDF(pc) (208KB)(380)    收藏
    我是陆士嘉先生的研究生(属第1届), 那是1948年, 我刚从大学毕业, 考取了清华 大学土木系研究生. 一同考取的还有黄克智同学. 他跟张维先生学壳体力学, 我 跟陆先生学流体力学. 准确地说, 我俩都是陆张两位先生的学生. 陆先生今年一 百岁了, 我这个学生也85岁了.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纪念会, 是来感恩的. 培育之 恩, 终生不忘! 在陆先生的精心培育下, 我像一棵幼稚小松在春风里茁壮成长. 记得我第一次登 上讲台作学术报告时, 陆先生坐在第一排, 略带笑容, 看着我, 为我壮胆. 也还 记得我那篇科研方面的处女作(《斯$\cdot$柯两氏变换式及其在水工问题上之应 用》), 经过陆先生的把关和推荐而于1949年在《水工试验所研究丛刊》上发表. 我迄今发表了学术论文250多篇. 我编``论文目录''时, 把它排在榜首. 在陆先生 的指导和牵扶下, 我跨进了科学研究的神秘大门, 迈出了几十年学术生涯神圣的第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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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怀念陆士嘉先生
    周恒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2): 101-102.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115
    摘要1676)      PDF(pc) (176KB)(504)    收藏
    陆士嘉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流体力学家和教育家。她和张维先生在1946年回国后,一起在北洋大学任教了一年。她在航空系,张维先生在土木系。1947年暑期转去清华大学。我1946年考入北洋大学,刚好有幸听了陆先生一年的课。 陆先生在北洋大学教的是物理。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是在化工系。当时北洋大学的理学院学生很少,一年级时化工系和理学院的全体学生合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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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陆士嘉先生的精神激励我们前进
    朱自强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2): 102-103.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114
    摘要1340)      PDF(pc) (459KB)(427)    收藏
    2011年3月18日是陆士嘉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陆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女流体力学家,航空科学和力学科学的教育家。作为她的学生,又在毕业后跟随她工作了几十年,我对她如下的光辉品质和崇高精神有着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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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永远的榜样与难忘的记忆------纪念陆士嘉先生
    李素循
    力学与实践    2011, 33 (2): 103-104.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1-121
    摘要1491)      PDF(pc) (692KB)(578)    收藏
    一.创建中国的空气动力学专业 我在1954年考入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的飞机设计专业,入学教育既简单又庄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教务长屠守锷先生介绍了全系的教学配置,教师情况和高班同学的情况以及上届同学的学习难点等等,屠先生提到当时飞机系只有一位女教授,她曾留学德国并取得优异成绩,她由清华大学航空系并入北航飞机系,是北航建校的元老之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陆士嘉先生的介绍,因为我是女学生,所以对系里唯一的女教授格外关注,那天陆先生并不在场,我第一次看见陆先生是她在系楼的走廊里神态和蔼地与其他老师讲话。后来我听到更多有关她的介绍,知道她是在国难之中留学德国,先攻物理学,后来立志转学航空专业,要为建设中国的航空事业献力。她想从师著名的流体力学大师普朗特教授,但普朗特教授之前既未招收过亚裔学生,也从未招收过女性学生,并已宣布不再招收新学生。陆先生请求普朗特教授出题考她,陆先生通过了普朗特教授严格的考试,被普朗特教授收为关门弟子,仅这一点就让我十分敬佩陆先生的学识和勇气。陆先生跟我们说过师出名门只是她人生的一个阶段,她从不细讲期间克服了多少困难,重要的是为了中国的航空工业,她立志学习流体力学专业。陆先生的毕业论文《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中发表的理论结果与别人完成的实验结果吻合很好,得到了普朗特教授的赞赏,她于1942年获得一等哲学博士学位。陆先生提到在德国时作为中国学生她没有机会进实验室工作,她最深刻的体会是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 理论和实验相结合,没有实验会让理论缺乏说服力,并且难以付之应用。在航院建院之初就设立了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之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建立为开展科研与建设风洞提供了行政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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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力学和工程结构大师铁摩辛柯教授学术生涯和著作简介
    徐胜利 张敏华
    力学与实践    2010, 32 (6): 106-109.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0-114
    摘要2529)      PDF(pc) (949KB)(800)    收藏
    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力学家和工程结构大师铁摩辛柯教授在前苏联和美国等地从事的学术活动和关于经典材料力学、工程振动、结构理论、弹性理论、板壳理论等著作内容, 为学习和研究铁摩辛柯教授的教育与工程思想和他的二十余种著作提供重要依据和较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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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怎样告慰钱伟长先生在天之灵?
    戴世强
    力学与实践    2010, 32 (4): 120-121.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0-330
    摘要1538)      PDF(pc) (197KB)(454)    收藏
    这些天来,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已有三万余人前来悼念钱伟长先生;社会上,各方人士以 各种方式在表示对这位科技伟人离世的悲恸. 一位大学校长的辞世在世间引起这样大的震撼, 说明钱伟长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说明他的精神感人至深! 此刻,我想说的是,老校长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们怎样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我 认为,最好的行动是传承他的伟大精神,倾情奉献,实现他的遗愿!什么是钱伟长精神?可 以归纳为6个字:爱国,执着,坦荡. 钱校长是彻底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贯穿他漫长人生的红线. 他在人生抉择的六个关口,他 都以爱国主义为准绳毫不犹豫地做了正确的选择. 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他的热爱祖国的 拳拳之心从未改变. ``反右''之后的26年,他承受了各种屈辱和磨难,但报国之情矢志不渝. 1980年代初,国内盛传钱伟长已移居国外,钱先生一笑置之,他说:``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我要是有这个想法,1946年就不会回来. 我是中国人,决不会离开哺育我成长的伟大的祖国. 我的岗位在这里!''有人问起这些年他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想法,他说:``祖国是我们 的母亲,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子女的?你能说母亲错打你几下屁股,你就记恨了吗?天下没 这个事情. 我们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就应当是永恒的. ''从中可以看出他热爱祖国的赤子 之心!所以,我们要慰籍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首先要像钱先生那样,成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 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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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钱伟长先生对我国力学事业的贡献
    武际可
    力学与实践    2010, 32 (4): 123-124.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10-335
    摘要1565)      PDF(pc) (250KB)(774)    收藏
    钱伟长先生逝世了, 人们说他是教育家、应用数学与力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为了纪念这位我 国力学界的领军人物. 这里大略谈一谈他在我国力学事业上的贡献. 力学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 我想力学界的朋友是不言而喻的. 但我国历史上从来 没有独立的力学研究和教学. 早先的力学研究和教学都是大学工科、数学、物理系科的教员 在教学之余开展的研究工作. 最早在国内从事力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只有两名, 一名是当年清 华大学的物理系的教授周培源, 还有一位就是周培源曾经教过的学生钱伟长. 所以他们两位 和后来归国的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被称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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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麦克斯韦对应用力学的贡献
    刘建林
    力学与实践    2010, 32 (2): 150-153.   DOI: 10.6052/1000-0879-2009-518
    摘要1689)      PDF(pc) (653KB)(934)    收藏
    麦克斯韦不但在经典物理学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对应用力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应用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弹性力学、光弹性、结构力学、黏弹性力学、天体力学、流 体力学、动力稳定性等方面. 在研究应用力学的过程中,他将娴熟的数学技巧和对物理本质 的准确把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研究方法与后人所提倡的技术科学和应用数学的学术思想 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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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忆 往 事
    李佩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2-83.   DOI: 10.6052/1000-0879-2009-470
    摘要1527)      PDF(pc) (220KB)(610)    收藏
    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名字是1947年。那年的2月里,我到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进修不久,中国同学会请郭永怀(他1946年到康大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该院的院长是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他是冯?卡门的大弟子)给中国同学讲"火箭技术"。郭的报告中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火箭的小组,当然就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 1948年四五月间,永怀邀我去他的住处,帮他接待来康大参加学术活动的好友。郭当时住在一个康大为单身教员居住的小单元楼。每个单元只有一大间,床铺是可以推靠到墙上的,不占单元的空间。另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小盥洗室,我去时他已炖好了一锅鸡汤,冰箱里有从餐厅买来的蔬菜色拉和其他小吃。他嘱我焖一小锅米饭。中午,他陪着两位好友进门后,给我介绍说:"这位是钱学森,那位是林家翘"。原来他们当晚就要回波士顿(Boston)。钱、林两位看上去风度翩翩,谈论的都是有关学术活动一些报告的评论。我当然听不懂,只能当好服务员。这次亲眼看到钱、林两位年青有为的科学家,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才能回到国内,中国的面貌不就可以大大改观了吗?我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虽然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但忘不了多灾多难的祖国。 后来得知钱已与蒋英在上海结婚,而蒋英不久将到美国。永怀将工作安排好,我们在一个周末去波士顿看望钱家,祝贺他们新婚。永怀事先请林家翘在他家附近为我们订了旅馆。 我们去钱家那天,走进客厅,我立刻眼前一亮。老钱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蒋英(她美貌活跃),又很深情地指着一架三角钢琴说:"这是我欢迎蒋英来美国的见面礼"! 有一天晚饭后,家翘送我们回旅馆时,特意绕到钱家的门口。远远望去他家堂屋的灯光很亮,家翘说:"你们看,老钱在工作,这儿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老钱在家工作时,谁也不敢去打搅他"。 大约是1949年夏天,钱家全家去倚色佳(Ithca,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老钱是给康大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师生做学术报告。事后永怀就陪他们去参观了倚色佳的几数景点,那时永真(钱的女儿)才几个月大,西尔斯夫人梅勃就将永真留在他们家照料,我们在公园游逛时,永怀给他们拍了两张照:一张是老钱抱着永刚,一张是老钱和蒋英一起。 1952年,永怀在康大教书7年,可以享受一年的休假。一般是半年留在学校,不教书,只作科研。半年可以离开学校,到国外讲学。那时老钱正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不准离开住所。而永怀原来应英国力学界大师来特休耳(Lighthill)邀请去英国讲学,同样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允许任何中国学子离境不能出国,老钱就邀郭去帕莎笛那(Pasadena,加州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区),可以一起进行项目研究。我们搭乘了横穿美国大陆的火车到了加州,在钱家附近的一家租了房子。安定下来,钱、郭一起完成了高超声速黏性流动的研究。但我们俩家在一起时多是谈论一旦能回国,有哪些是急待解决的工作。钱家的情况与我们1948年去时大不一样了,那间大的起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张小沙发,一张饭桌,几把椅子,倒是蒋英的大三角钢琴还在。蒋英说那是她找联邦调查局要回来的,她是歌唱家,不能没有钢琴。蒋英还指着室内放着的两个手提箱说:"里边放的是我们全家人的洗换衣服,只要美国一放我们走,我们一刻也不停留"。好几次,我们在钱家吃饭,都是老钱亲自下厨,老钱喜欢做鸡汤面,蒋英说:"学森讲究吃原汁原味,我只帮着打打杂儿"。你看我们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富有生活情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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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钱学森先生指导下的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
    张瑜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2-82.   DOI: 10.6052/1000-0879-2009-471
    摘要1448)      PDF(pc) (472KB)(578)    收藏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即07系58级)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我担任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的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秘书组的组长。2008年9月,在科大校庆5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 翻开1998年科大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当时,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在科大校刊上发表过《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 在《大事记》1959年1月3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年2月28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9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曾扩大到与其他系合作,比如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的合作,那时的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内容,然后油印,分发给火箭小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同期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记得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科大党委一科,即保密科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作为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安徽。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等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小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与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钱学森主任建议我们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1960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校党委副书记王卓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 这段四十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也许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它对我们的成长、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而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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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忆 往 事
    李佩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2-83.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09-470
    摘要1345)      收藏
    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名字是1947年。那年的2月里,我到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进修不久,中国同学会请郭永怀(他1946年到康大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该院的院长是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他是冯?卡门的大弟子)给中国同学讲"火箭技术"。郭的报告中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火箭的小组,当然就向大家介绍了钱学森。 1948年四五月间,永怀邀我去他的住处,帮他接待来康大参加学术活动的好友。郭当时住在一个康大为单身教员居住的小单元楼。每个单元只有一大间,床铺是可以推靠到墙上的,不占单元的空间。另有一个小厨房,一个小盥洗室,我去时他已炖好了一锅鸡汤,冰箱里有从餐厅买来的蔬菜色拉和其他小吃。他嘱我焖一小锅米饭。中午,他陪着两位好友进门后,给我介绍说:"这位是钱学森,那位是林家翘"。原来他们当晚就要回波士顿(Boston)。钱、林两位看上去风度翩翩,谈论的都是有关学术活动一些报告的评论。我当然听不懂,只能当好服务员。这次亲眼看到钱、林两位年青有为的科学家,心想如果这样的人才能回到国内,中国的面貌不就可以大大改观了吗?我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虽然有机会到国外学习,但忘不了多灾多难的祖国。 后来得知钱已与蒋英在上海结婚,而蒋英不久将到美国。永怀将工作安排好,我们在一个周末去波士顿看望钱家,祝贺他们新婚。永怀事先请林家翘在他家附近为我们订了旅馆。 我们去钱家那天,走进客厅,我立刻眼前一亮。老钱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蒋英(她美貌活跃),又很深情地指着一架三角钢琴说:"这是我欢迎蒋英来美国的见面礼"! 有一天晚饭后,家翘送我们回旅馆时,特意绕到钱家的门口。远远望去他家堂屋的灯光很亮,家翘说:"你们看,老钱在工作,这儿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老钱在家工作时,谁也不敢去打搅他"。 大约是1949年夏天,钱家全家去倚色佳(Ithca,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老钱是给康大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师生做学术报告。事后永怀就陪他们去参观了倚色佳的几数景点,那时永真(钱的女儿)才几个月大,西尔斯夫人梅勃就将永真留在他们家照料,我们在公园游逛时,永怀给他们拍了两张照:一张是老钱抱着永刚,一张是老钱和蒋英一起。 1952年,永怀在康大教书7年,可以享受一年的休假。一般是半年留在学校,不教书,只作科研。半年可以离开学校,到国外讲学。那时老钱正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留,不准离开住所。而永怀原来应英国力学界大师来特休耳(Lighthill)邀请去英国讲学,同样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允许任何中国学子离境不能出国,老钱就邀郭去帕莎笛那(Pasadena,加州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区),可以一起进行项目研究。我们搭乘了横穿美国大陆的火车到了加州,在钱家附近的一家租了房子。安定下来,钱、郭一起完成了高超声速黏性流动的研究。但我们俩家在一起时多是谈论一旦能回国,有哪些是急待解决的工作。钱家的情况与我们1948年去时大不一样了,那间大的起居室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两张小沙发,一张饭桌,几把椅子,倒是蒋英的大三角钢琴还在。蒋英说那是她找联邦调查局要回来的,她是歌唱家,不能没有钢琴。蒋英还指着室内放着的两个手提箱说:"里边放的是我们全家人的洗换衣服,只要美国一放我们走,我们一刻也不停留"。好几次,我们在钱家吃饭,都是老钱亲自下厨,老钱喜欢做鸡汤面,蒋英说:"学森讲究吃原汁原味,我只帮着打打杂儿"。你看我们伟大的科学家是多么富有生活情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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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钱学森先生指导下的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
    张瑜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2-82.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09-471
    摘要1419)      收藏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即07系58级)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时,我担任钱学森先生亲自指导的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秘书组的组长。2008年9月,在科大校庆5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编著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 翻开1998年科大档案馆和校长办公室编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唯一事件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当时,我以校刊通讯员的名义在科大校刊上发表过《模型火箭上了天》一文,报导了那次成功的发射试验。 在《大事记》1959年1月3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派代表参加中国科学院元旦献礼大会。学校向大会献礼的礼品有电子计算机、单级模型火箭……" 在1960年2月28日栏下记载的是:"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在1960年8月栏下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7个人,以后增加到9人,十几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曾扩大到与其他系合作,比如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的合作,那时的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内容,然后油印,分发给火箭小组的成员阅读学习。有一本书叫《火箭技术导论》,记得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同期我们国家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 就在入校后百天之内,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中碳钢为固体发动机壁面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使用自己设计和加工的钢制超音速喷管,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都曾观看过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先生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并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情况后,高兴极了。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是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令我至今深感遗憾的是,当时他曾给我回过一封信,内容有两三页之多,记得信中他认真地解答了一些问题,并谈到了一些改进意见。后来校方开展保密大检查,我只好把它交给上级(当时的科大党委一科,即保密科负责统一掌管此类事情),作为需要保密的资料保存了。以后科大下迁到安徽。几年前我曾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托人查询、查找过这一资料,看是否还保存着,但一直没有结果。 钱学森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等工作有好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即1960年2月28日全校科研工作报告会分组讨论时,就在校办公楼楼上第二会议室。那时全国都提倡"土法上马","土洋结合"。记得会上有一位专家建议,为了降低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将使用的超音速喷管由钢制改为水泥制或陶瓷制,钱学森先生对这个意见不以为然,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该洋的地方还是要洋嘛!"他反对跟风,反对人云亦云,而是实事求是,以科学为依据。 火箭小组的工作到了1959年和1960年,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与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发动机壁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与发射高度,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成功地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钱学森主任建议我们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及中央气象局合作,以它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用来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1960年夏天,我们曾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过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校党委副书记王卓和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兼科大地球物理系主任赵九章先生,都曾前往参观和视察。与此同时,力学系火箭小组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兰州地区用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之后不久,中央气象局等单位曾成百成百支地向我们下订单。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内蒙古大学等都曾派人来进修学习。一些新闻媒体也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之后,日本的报纸对我们的小火箭作过报道,意大利和前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相关部门也曾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寻求合作,有的索要了图纸。前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向我们索要样机,我们很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 这段四十多年前曾经引起过轰动的历史,也许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尘封,变得有些鲜为人知了,但它的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和不小的范围内发生过。它对我们的成长、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发生过重要而深远的作用和影响,而钱学森先生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和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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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见微知著--聆听钱学森先生教诲的点点滴滴
    王柏懿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4-86.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09-472
    摘要1736)      收藏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二届学生, 我在入学后不久便听取了钱先生给新生介绍的力学专业内容, 参加了钱先生召集的58级、59级学生座谈会, 在毕业前还听取了钱先生向我们做的"如何做毕业论文"'讲话. 特别是, 从1961年9月到1962年1月, 整整一个学期, 我们有幸聆听了钱先生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课程. 钱先生不仅教授我们先进的基础知识, 教授我们科学的学习方法, 还悉心传授我们做人、搞事业、当科学家的道理. 这里, 追忆当年钱先生教诲的点点滴滴, 以表达我们后辈学子对一代宗师的缅怀之情. 我们都是怀着敬仰钱学森大师、献身中国航天事业的心情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的. 钱先生作为中科大的一名创始人、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 曾亲自对第一届、第二届(即5807级、5907级)的新生讲述近代力学专业的内容. 我记得, 钱先生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本科生: 力学是一门和工农业生产、国防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 他满怀激情地说: 近代力学在这个世纪前半 叶是与航空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 今后将和星际航行技术的进展唇齿相关, 同学们毕业后所要干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这对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年轻学子真是莫大的鼓舞啊!同时, 他又告诉我们: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 特别是航空航天尖端技术的发展, 力学工作者就必须考虑许多具有十分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的现象(例如, 高温气体中的电离、离解、辐射和高空大气的稀薄效应等等). 因此, 他要求我们在学校里打好基础. 我们除了学习大量的力学专业课以外, 基础理论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 基础技术课程有电工电子学、机械设计、计算技术、测量技术等等. 从中科大力学系课程的学时比例安排上, 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基础课的重视程度: 基础理论课的比重比一般理科专业更高, , 基础技术课的比重比一般工科专业更高. 不仅如此, 钱先生还请来了一大批名师给我们本科生讲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 严济慈、钱临照、应崇福、吴文俊、蒋丽金、许国志、郭永怀、林同骥、李敏华、 胡海昌……, 而且高兴地说: 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我们调来了! 尽管课程如此之重, 同学们毫无怨言, 个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 因为钱先生反复给我们讲过: 你们将来要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 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钱先生的办学思想指导下, 我们在学校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无论在航空、航天、船舶、核能领域, 还是在石油、交通、土木、机械领域,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还是教书育人, 同学们都做出了应有的成绩. 中科大5807级和5907级的学生里已涌现了5名院士! 这不仅让我想起病榻上的钱先生在四年前对温家宝总理的坦率陈言: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已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 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联想到当年, 钱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道: 为祖国迅速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 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 五十年过去了, 钱先生依然在为培养国家科学人才的事业殚精竭虑啊! 钱先生虽然公务繁忙、重担在身, 但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十分关爱, 可谓呕心沥血、循循善诱, 他教我们怎样学习、如何工作, 使我们终生受益. 钱先生在一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使我印象十分深刻. 他是那样有名的科学家, 一开始却说: 我只是作为一个力学工作者, 谈谈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 在谈论学习和掌握理论时, 他引用了中国一句老话"读书明理", 告诉大家:要明白自然界的规律,要提纲挈领地掌握定律定理的核心内容、适用条件和因果关系. 他接着指出: 为了应用, 必需强调熟练和技巧, 并诙谐地说: 我们力学家要讲究手艺. 他告诫我们: 熟能生巧, 要勤学苦练, 多做习题. 他还特别指出必需注意量的准确性, 他说: 力学的技术报告是给工程师应用的, 算错了害人非浅, 要闯大祸, 流血死人. 然后具体地教授我们: 为了保证量的准确, 一要熟悉一些东西的数量级, 二要进行量纲分析. 对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他说: 关键在于弄清机理. 钱先生还以自己解决圆柱壳体轴向受压失稳问题为例来教育我们: 认识真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当时这个难题在国际力学界很受关注, 失稳临界值的实验数据和经典理论相差两倍.他白天去实验室观察现场实验, 晚上在办公室进行分析计算. 他采用了各种理论反复尝试, 光是手稿就有800多页, 经过多次失败才发现失稳是非线性的, 从而找到了一个符合实验现象的模态. 他告诉我们: 最后试对的那部分草稿不过60多页, 而正式发表的论文仅有10页而已! 钱先生不但指明:这一个认识过程要来回反复地搞, 才能一步步地接近于真理。 而且他不忘鼓励我们: 每一次都要鼓足干劲, 要有坚持的恒心、科学的态度.他还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体会: 知识愈是广, 掌握愈是深, 在摸索过程中就可能走"捷径", 可以更快地掌握机理、建立模型. 钱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所谓科学工作者水平的高低,就反映在这些地方. 因此,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物理概念, 并说: 如果你对问题的概念本来就是错误的, 即使数学工具掌握得再好, 技巧再熟练, 也不能给你多少帮助.他曾风趣地说过: 不会加减法可以数手指头, 不会微积分可以数方格嘛! 当然, 这不表示钱先生不重视计算技术, 他告诫我们说: 力学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 要给出具体结果, 而结果是用数字、图形和表格表示出来的, 因此要懂得计算数学. 他说: 人们掌握计算方法的水平, 制约了模型的复杂程度. 钱先生还具体说道: 你自己所计算的数据, 必须保证确实, 比如说一个数据要求准确到四位数, 那你就不能在第三位数上出错. 关于选择参考书, 他说: 应当选名著, 但名著不一定出自名手. 要注意一本书看一遍不懂, 不一定是书不好, 还应该多看几遍, 揣摸一下. 钱先生十分重视科学实验, 他说: 实验是探索科学奥秘的手段, 是技术科学的生命, 而在尖端技术中尤为重要. 他给我们解释道: 因为自然界总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只有用实验来解决, 而且尖端技术要保证绝对可靠, 许多细节问题只能靠实验来检验. 因此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实验技术. 今天, 我们在科研战线上拼搏多年业已退休了, 回顾钱先生的教诲, 仍如雷贯耳. 联想到当前学术界、教育界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现象, 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吗? 除了关注后辈学子的学习、工作, 钱先生还像慈父一般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有时专程到系里找学生座谈, 有时在课间休息和同学交流, 有时还参加学生联欢会, 我们学生们见到他总是和蔼可亲, 笑容可掬. 有一次课间, 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同学走到讲台前想问问题, 但由于紧张显得很拘束, 钱先生笑着说: 你现在戴个眼镜好啊, 将来老了可以晚一点戴老花镜. 一下子就把学生的心扉打开了. 我记得我们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一些同学曾顽皮地给大师们起外号,戏称钱先生为"钝头体",戏称郭永怀先生为"细长体". 由此可见当时师生关系之融洽!我还记得1959年的一个冬日,钱先生亲自在系办公室和58级、59级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显然房间里暖气不足,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钱先生也是穿着棉服、戴着棉帽、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围巾,细心的同学还发现他帽子上打了一个小补丁。可是,1961年他把《工程控制论》的稿费和奖金11500元悉数捐给力学系,为我们每个学生买了一把计算尺。1963年《星际航行概论》出版后,他又送我们每人一册精装本。因为钱先生知道中科大学生中工农子弟很多,有不少人是光着脚板、挑着扁担来校报到的。近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和许多同学还珍藏着这些弥足珍贵的礼物,它们包含着钱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啊!钱先生是科学巨擘,但对学生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的,记得有一位同学曾对《火箭技术概论》课提意见:有些课后习题一再改动,我们要做好几遍,希望辅导老师出题时不要变来变去,增加我们学生的负担。钱先生回答说:不能怪辅导老师,习题是我出的,一开始觉得题目各方面没有问题,就让同学们做了,后来又想这个题目,感到给的条件不太好应该改一下,以后再想这个题目,还觉得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就又改动了一些,这样再三改动给同学带来了不便,这个责任由我负责。大师的虚怀若谷、精益求精的风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还有一次,一名调皮的学生问钱先生:按您讲义中的说法,宇航员每月要消耗54斤粮食,可我们每月定量只有30来斤,不够吃呀?!先生严肃地回答:小同学,说每句话都要注意政治影响啊! 这名同学至今仍记着这故事。钱先生真是我们后辈学子的良师益友啊! 钱先生对后辈的悉心教导还体现在1963年3月底所做的关于毕业论文的报告中,因为58级同学进入毕业阶段了,我们59级学生也一起去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礼堂听报告. 他告诉我们:做毕业论文是练兵,但必须严格要求,要真刀真枪地练,要像对真正工作一样对待. 他强调说:毕业论文也是练基本功,我们要练的就是做麻烦的实验和烦琐的计算,没有这些大量的平凡劳动,决不会出成果。他要求我们:应当以严谨、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来对待论文,毕业论文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科学论文总格式来写。他说:这不是为难大家,而是要使同学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还说:写论文要老老实实,不能乱吹,不能含糊,如果你解决问题不是那末彻底,就要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 钱先生不但给我们具体介绍说明了论文的格式及各部分的内容,还明确提出:字要写楷书,不能潦草;文句要顺畅达意;公式应按正规写法;单位符号要依国家标准;所有的图和曲线都要上墨. 时至今日,我们许多同学仍牢记着这些要求。正是这种关于科研程序和成果表达的严格训练,使我们在各个行业的不同岗位上都能立得住、站得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攀登了一个又一个山峰。不仅如此,钱先生还结合毕业论文练兵,对即将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同学进行科研道德规范的教育,他严肃地说:科学工作要老老实实,严肃认真,任何马马虎虎是出不了科学成果的。关于错误,他说道:第一次做论文,难免出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奇怪,但是要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 在科学的道路上,决不掩盖错误. 关于合作论文,他讲道:应该有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同心协力.他还教诲我们: 不养成和别人合作的良好作风,将来在科学工作中是要吃亏的! 钱先生恳切地告诉我们:根据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我深深体会到研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来,扎扎实实,顽强苦干, 起初解决芝麻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变大,直到最后能建立一门科学. 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在科学道路上必须要有一股傻劲,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劳动,取得每一次成功,都必须经过千百次的失败, 跌倒了再爬起来,满怀信心干劲充沛,就任何困难也难不住,工作一定能做好! 这是一位科学巨星的诤言,朴实无华,铿锵有力. 那些在科研工作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甚至剽窃他人成果的不端行为者在钱老面前不应当感到汗颜吗? 钱先生不仅要求我们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还非常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大力支持并亲自指导力学系小火箭和脉冲发动机研制小组的科技活动,他曾在校刊上撰文谈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学好外文的关. 特别是,1961年5月,在前苏联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后的20天,钱先生就给科大全校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关于苏联载人宇宙飞船. 他从人类飞天的向往讲到美苏的探空活动,从多级火箭发射讲到制导控制回收,从超重失重讲到空间辐射,从人造地球卫星讲到自动行星际站,从太阳系讲到银河系,从正物质讲到反物质……。钱先生对宇宙航行充满了信心, 他对我们说:人在地球表面时代的科学研究创造了离开地球表面作行星际飞行的可能,而人在行星际间的科学研究会创造做大宇宙飞行的可能. 钱先生还讲到: 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开办了技术物理学院,为人造卫星上天和返地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培养了一批尖端科学人才。我们今天的科大,也要为国家在未来的10年至15年内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为带领人类进入宇宙飞行时代做出重要的贡献。他要求同学们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最后他用一句"愿我等共勉之"结束了报告。回想这次报告,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这使我又联想到钱先生在1961年3月30日和1963年12月30日曾先后两次向力学系的学生谈到:搞科学要专心致志,大学毕业后应当有4~6年时间苦干一番,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希望我们"晚婚". 最近,翻阅当时的日记,我曾写道:为了打好扎实的基础,要准备6年时间,记住:1970年! 竟然还打了个惊叹号?近日,看到涂元季秘书的回忆,我更体会到钱先生的苦口真言的内涵,这不仅是他从自身经历体会到25~35岁是人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也基于他当时对中国航天事业在10年左右时间内实现突破的设想而对我们的期待. 因此, 我感到愧对恩师的期望, 我没有挺到197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提前一年半结了婚。涂秘书说,由于钱先生在那里支撑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航天工程虽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有中断,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然而在当晚发射现场召开的庆祝大会上,钱先生却作了检讨:我们国家的人造卫星发射时间一推再推,作为这个技术的负责人,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我们可以在法国、日本前面发射的, 现在连日本都比我们早了两个月,我们只能排在世界第五. 是啊, 法国和日本分别是在1965年11月和1970年2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而我们力学所从1958年8月开始在钱学森所长的领导下研制人造卫星,1960年2月我们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就在上海南汇发射成功了.如果没有种种干扰, 我们一定能赶在法国、日本前面发射人造卫星的, 尽管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比他们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还要大,但时间晚了总是一种遗憾. 大师的遗憾道出了我们学子、航天人以及亿万国民的心声。 钱先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对中国的教育史而言是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对我们这些学子而言则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渊博的学识、清晰的思路、流利的口才、秀丽的板书、俊朗的仪表、飞扬的神采!我们都以能亲耳聆听大师授课而感到幸福自豪无比。记得那时是每周讲课一次,从9点开始到12点结束,连续给我们讲了13次,涉及宇宙航行的基础理论、动力系统的原理与技术实现、人造卫星与星际航行的飞行轨道、制导通讯再入大气层问题、飞船设计与能源供应等诸多内容, 甚至还讲述了原子能火箭发动机、原子能汽轮发电机、电磁流体发电机等等。这样丰富而系统的知识,不仅对我们这些本科学生就是对于已在从事相关研究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前瞻的、先进的.怪不得当时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上课时,还有力学所、自动化所、物理所、电子所等科研单位以及北大、清华、北航、北理工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旁听。由于座位有限,一些人只能自带小凳、马扎,有人甚至就干脆坐在过道的台阶上. 钱先生在课堂上曾讲到:为什么要开这门课?你们将来工作都是做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但对系统和总体应当有所了解,要清楚你这部分分工作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会充分发挥你的作用. 他还告诉我们:航天工程是个大系统工程,需要千万人参加,不能说10个中国人中间有1人参加,但可能100人中间会有1人参加. 真是教书不忘育人啊!为了保证讲课质量,钱先生还派了一名秘书,坐在大教室最后一排,以确定演讲的声音要多高、板书的字体要多大。多么敬业的大师啊!钱先生对于课堂时间安排也十分周密独到,开始用几分钟时间给同学们讲讲航天国际动态,课间经常不休息亲自为同学们答疑,最后往往进行十几分钟的爱国主义和科学道德教育,一般还会给同学们布置思考题以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习惯. 钱先生的期末考试也很特别,是开卷,题目只有两道:第一题为概念题占30份,第二题则为分析计算题,即"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经过太阳,在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 我记得那天考试从八点半开始,整整一个上午,没人交卷,中午时钱先生说:先吃饭回来再考,饭后继续考到傍晚,只好结束了。显然, 我们可以看出, 钱先生关注的是学生们掌握物理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学们都记得钱先生一般总是笑眯眯的,但他曾对我们生过两次气,相当严厉!一次是同学提交作业后的第二周,钱先生没讲新课,整整3个小时就专门讲了作业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小数点点错了,写单位中英文混用,量纲不对。他说:这样肯定不行,将来工作怎么办?小数点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所以你错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 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严谨、严肃、严格、严密. 另一次就是那回期末考试,58级有位同学把第一宇宙速度答成7.8m/s,59级有位同学把火箭燃气分子量答成0到100. 钱先生说:第一宇宙速度比自行车还要慢?分子量怎么能说是0?他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下笔千钧. 接着说:这是我们先人说过的话,这一下子相差1000倍,你还要不要做这个工作了?你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负不负责任?一位科学翘楚的事业心、爱国心以及对年轻学子的拳拳之心震撼着所有在场的同学。 见微知著,细微之处彰显大师风范. 大师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像雨露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引领着我们不断成长. 伟人西去,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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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见微知著--聆听钱学森先生教诲的点点滴滴
    王柏懿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6): 84-86.   DOI: 10.6052/1000-0879-2009-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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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二届学生, 我在入学后不久便听取了钱先生给新生介绍的力学专业内容, 参加了钱先生召集的58级、59级学生座谈会, 在毕业前还听取了钱先生向我们做的"如何做毕业论文"'讲话. 特别是, 从1961年9月到1962年1月, 整整一个学期, 我们有幸聆听了钱先生讲授的《火箭技术概论》课程. 钱先生不仅教授我们先进的基础知识, 教授我们科学的学习方法, 还悉心传授我们做人、搞事业、当科学家的道理. 这里, 追忆当年钱先生教诲的点点滴滴, 以表达我们后辈学子对一代宗师的缅怀之情. 我们都是怀着敬仰钱学森大师、献身中国航天事业的心情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的. 钱先生作为中科大的一名创始人、力学系的首任系主任, 曾亲自对第一届、第二届(即5807级、5907级)的新生讲述近代力学专业的内容. 我记得, 钱先生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本科生: 力学是一门和工农业生产、国防技术密切相关的学科. 他满怀激情地说: 近代力学在这个世纪前半 叶是与航空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 今后将和星际航行技术的进展唇齿相关, 同学们毕业后所要干的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这对我们这些刚入学的年轻学子真是莫大的鼓舞啊!同时, 他又告诉我们: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 特别是航空航天尖端技术的发展, 力学工作者就必须考虑许多具有十分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的现象(例如, 高温气体中的电离、离解、辐射和高空大气的稀薄效应等等). 因此, 他要求我们在学校里打好基础. 我们除了学习大量的力学专业课以外, 基础理论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 基础技术课程有电工电子学、机械设计、计算技术、测量技术等等. 从中科大力学系课程的学时比例安排上, 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基础课的重视程度: 基础理论课的比重比一般理科专业更高, , 基础技术课的比重比一般工科专业更高. 不仅如此, 钱先生还请来了一大批名师给我们本科生讲基础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 严济慈、钱临照、应崇福、吴文俊、蒋丽金、许国志、郭永怀、林同骥、李敏华、 胡海昌……, 而且高兴地说: 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我们调来了! 尽管课程如此之重, 同学们毫无怨言, 个个废寝忘食、刻苦钻研. 因为钱先生反复给我们讲过: 你们将来要从事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 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 在钱先生的办学思想指导下, 我们在学校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无论在航空、航天、船舶、核能领域, 还是在石油、交通、土木、机械领域, 无论是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还是教书育人, 同学们都做出了应有的成绩. 中科大5807级和5907级的学生里已涌现了5名院士! 这不仅让我想起病榻上的钱先生在四年前对温家宝总理的坦率陈言: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没有自已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 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联想到当年, 钱先生曾满怀深情地说道: 为祖国迅速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 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 五十年过去了, 钱先生依然在为培养国家科学人才的事业殚精竭虑啊! 钱先生虽然公务繁忙、重担在身, 但对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十分关爱, 可谓呕心沥血、循循善诱, 他教我们怎样学习、如何工作, 使我们终生受益. 钱先生在一次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使我印象十分深刻. 他是那样有名的科学家, 一开始却说: 我只是作为一个力学工作者, 谈谈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 在谈论学习和掌握理论时, 他引用了中国一句老话"读书明理", 告诉大家:要明白自然界的规律,要提纲挈领地掌握定律定理的核心内容、适用条件和因果关系. 他接着指出: 为了应用, 必需强调熟练和技巧, 并诙谐地说: 我们力学家要讲究手艺. 他告诫我们: 熟能生巧, 要勤学苦练, 多做习题. 他还特别指出必需注意量的准确性, 他说: 力学的技术报告是给工程师应用的, 算错了害人非浅, 要闯大祸, 流血死人. 然后具体地教授我们: 为了保证量的准确, 一要熟悉一些东西的数量级, 二要进行量纲分析. 对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他说: 关键在于弄清机理. 钱先生还以自己解决圆柱壳体轴向受压失稳问题为例来教育我们: 认识真理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当时这个难题在国际力学界很受关注, 失稳临界值的实验数据和经典理论相差两倍.他白天去实验室观察现场实验, 晚上在办公室进行分析计算. 他采用了各种理论反复尝试, 光是手稿就有800多页, 经过多次失败才发现失稳是非线性的, 从而找到了一个符合实验现象的模态. 他告诉我们: 最后试对的那部分草稿不过60多页, 而正式发表的论文仅有10页而已! 钱先生不但指明:这一个认识过程要来回反复地搞, 才能一步步地接近于真理。 而且他不忘鼓励我们: 每一次都要鼓足干劲, 要有坚持的恒心、科学的态度.他还向我们介绍自己的体会: 知识愈是广, 掌握愈是深, 在摸索过程中就可能走"捷径", 可以更快地掌握机理、建立模型. 钱先生意味深长地说:所谓科学工作者水平的高低,就反映在这些地方. 因此,他要求我们一定要有清晰的物理概念, 并说: 如果你对问题的概念本来就是错误的, 即使数学工具掌握得再好, 技巧再熟练, 也不能给你多少帮助.他曾风趣地说过: 不会加减法可以数手指头, 不会微积分可以数方格嘛! 当然, 这不表示钱先生不重视计算技术, 他告诫我们说: 力学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研究上, 要给出具体结果, 而结果是用数字、图形和表格表示出来的, 因此要懂得计算数学. 他说: 人们掌握计算方法的水平, 制约了模型的复杂程度. 钱先生还具体说道: 你自己所计算的数据, 必须保证确实, 比如说一个数据要求准确到四位数, 那你就不能在第三位数上出错. 关于选择参考书, 他说: 应当选名著, 但名著不一定出自名手. 要注意一本书看一遍不懂, 不一定是书不好, 还应该多看几遍, 揣摸一下. 钱先生十分重视科学实验, 他说: 实验是探索科学奥秘的手段, 是技术科学的生命, 而在尖端技术中尤为重要. 他给我们解释道: 因为自然界总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只有用实验来解决, 而且尖端技术要保证绝对可靠, 许多细节问题只能靠实验来检验. 因此他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实验技术. 今天, 我们在科研战线上拼搏多年业已退休了, 回顾钱先生的教诲, 仍如雷贯耳. 联想到当前学术界、教育界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现象, 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吗? 除了关注后辈学子的学习、工作, 钱先生还像慈父一般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思想, 有时专程到系里找学生座谈, 有时在课间休息和同学交流, 有时还参加学生联欢会, 我们学生们见到他总是和蔼可亲, 笑容可掬. 有一次课间, 一位戴着深度眼镜的同学走到讲台前想问问题, 但由于紧张显得很拘束, 钱先生笑着说: 你现在戴个眼镜好啊, 将来老了可以晚一点戴老花镜. 一下子就把学生的心扉打开了. 我记得我们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一些同学曾顽皮地给大师们起外号,戏称钱先生为"钝头体",戏称郭永怀先生为"细长体". 由此可见当时师生关系之融洽!我还记得1959年的一个冬日,钱先生亲自在系办公室和58级、59级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显然房间里暖气不足,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袄,钱先生也是穿着棉服、戴着棉帽、脖子上系着一条毛围巾,细心的同学还发现他帽子上打了一个小补丁。可是,1961年他把《工程控制论》的稿费和奖金11500元悉数捐给力学系,为我们每个学生买了一把计算尺。1963年《星际航行概论》出版后,他又送我们每人一册精装本。因为钱先生知道中科大学生中工农子弟很多,有不少人是光着脚板、挑着扁担来校报到的。近四十年后的今日,我和许多同学还珍藏着这些弥足珍贵的礼物,它们包含着钱先生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啊!钱先生是科学巨擘,但对学生的意见总是认真听取的,记得有一位同学曾对《火箭技术概论》课提意见:有些课后习题一再改动,我们要做好几遍,希望辅导老师出题时不要变来变去,增加我们学生的负担。钱先生回答说:不能怪辅导老师,习题是我出的,一开始觉得题目各方面没有问题,就让同学们做了,后来又想这个题目,感到给的条件不太好应该改一下,以后再想这个题目,还觉得有些地方不够准确就又改动了一些,这样再三改动给同学带来了不便,这个责任由我负责。大师的虚怀若谷、精益求精的风范深深地感动了我们。还有一次,一名调皮的学生问钱先生:按您讲义中的说法,宇航员每月要消耗54斤粮食,可我们每月定量只有30来斤,不够吃呀?!先生严肃地回答:小同学,说每句话都要注意政治影响啊! 这名同学至今仍记着这故事。钱先生真是我们后辈学子的良师益友啊! 钱先生对后辈的悉心教导还体现在1963年3月底所做的关于毕业论文的报告中,因为58级同学进入毕业阶段了,我们59级学生也一起去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礼堂听报告. 他告诉我们:做毕业论文是练兵,但必须严格要求,要真刀真枪地练,要像对真正工作一样对待. 他强调说:毕业论文也是练基本功,我们要练的就是做麻烦的实验和烦琐的计算,没有这些大量的平凡劳动,决不会出成果。他要求我们:应当以严谨、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来对待论文,毕业论文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科学论文总格式来写。他说:这不是为难大家,而是要使同学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还说:写论文要老老实实,不能乱吹,不能含糊,如果你解决问题不是那末彻底,就要提出今后工作的建议. 钱先生不但给我们具体介绍说明了论文的格式及各部分的内容,还明确提出:字要写楷书,不能潦草;文句要顺畅达意;公式应按正规写法;单位符号要依国家标准;所有的图和曲线都要上墨. 时至今日,我们许多同学仍牢记着这些要求。正是这种关于科研程序和成果表达的严格训练,使我们在各个行业的不同岗位上都能立得住、站得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攀登了一个又一个山峰。不仅如此,钱先生还结合毕业论文练兵,对即将走出校门、参加工作的同学进行科研道德规范的教育,他严肃地说:科学工作要老老实实,严肃认真,任何马马虎虎是出不了科学成果的。关于错误,他说道:第一次做论文,难免出错误,犯了错误也不奇怪,但是要敢于正视错误、改正错误, 在科学的道路上,决不掩盖错误. 关于合作论文,他讲道:应该有分工,但更重要的是同心协力.他还教诲我们: 不养成和别人合作的良好作风,将来在科学工作中是要吃亏的! 钱先生恳切地告诉我们:根据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我深深体会到研究科学只能一步一步来,扎扎实实,顽强苦干, 起初解决芝麻大的问题,以后慢慢变大,直到最后能建立一门科学. 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在科学道路上必须要有一股傻劲,不要怕做小的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平凡劳动,取得每一次成功,都必须经过千百次的失败, 跌倒了再爬起来,满怀信心干劲充沛,就任何困难也难不住,工作一定能做好! 这是一位科学巨星的诤言,朴实无华,铿锵有力. 那些在科研工作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甚至剽窃他人成果的不端行为者在钱老面前不应当感到汗颜吗? 钱先生不仅要求我们打下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还非常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他大力支持并亲自指导力学系小火箭和脉冲发动机研制小组的科技活动,他曾在校刊上撰文谈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和学好外文的关. 特别是,1961年5月,在前苏联的"东方1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后的20天,钱先生就给科大全校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关于苏联载人宇宙飞船. 他从人类飞天的向往讲到美苏的探空活动,从多级火箭发射讲到制导控制回收,从超重失重讲到空间辐射,从人造地球卫星讲到自动行星际站,从太阳系讲到银河系,从正物质讲到反物质……。钱先生对宇宙航行充满了信心, 他对我们说:人在地球表面时代的科学研究创造了离开地球表面作行星际飞行的可能,而人在行星际间的科学研究会创造做大宇宙飞行的可能. 钱先生还讲到: 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开办了技术物理学院,为人造卫星上天和返地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培养了一批尖端科学人才。我们今天的科大,也要为国家在未来的10年至15年内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科学技术人才,为带领人类进入宇宙飞行时代做出重要的贡献。他要求同学们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最后他用一句"愿我等共勉之"结束了报告。回想这次报告,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这使我又联想到钱先生在1961年3月30日和1963年12月30日曾先后两次向力学系的学生谈到:搞科学要专心致志,大学毕业后应当有4~6年时间苦干一番,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希望我们"晚婚". 最近,翻阅当时的日记,我曾写道:为了打好扎实的基础,要准备6年时间,记住:1970年! 竟然还打了个惊叹号?近日,看到涂元季秘书的回忆,我更体会到钱先生的苦口真言的内涵,这不仅是他从自身经历体会到25~35岁是人生最富创造力的阶段,也基于他当时对中国航天事业在10年左右时间内实现突破的设想而对我们的期待. 因此, 我感到愧对恩师的期望, 我没有挺到1970年,由于文化大革命,我提前一年半结了婚。涂秘书说,由于钱先生在那里支撑着,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航天工程虽遇到很多困难但没有中断,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然而在当晚发射现场召开的庆祝大会上,钱先生却作了检讨:我们国家的人造卫星发射时间一推再推,作为这个技术的负责人, 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来我们可以在法国、日本前面发射的, 现在连日本都比我们早了两个月,我们只能排在世界第五. 是啊, 法国和日本分别是在1965年11月和1970年2月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而我们力学所从1958年8月开始在钱学森所长的领导下研制人造卫星,1960年2月我们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就在上海南汇发射成功了.如果没有种种干扰, 我们一定能赶在法国、日本前面发射人造卫星的, 尽管中国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比他们四个国家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还要大,但时间晚了总是一种遗憾. 大师的遗憾道出了我们学子、航天人以及亿万国民的心声。 钱先生讲授《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对中国的教育史而言是一篇浓墨重彩的华章,对我们这些学子而言则是一种赏心悦目的享受:渊博的学识、清晰的思路、流利的口才、秀丽的板书、俊朗的仪表、飞扬的神采!我们都以能亲耳聆听大师授课而感到幸福自豪无比。记得那时是每周讲课一次,从9点开始到12点结束,连续给我们讲了13次,涉及宇宙航行的基础理论、动力系统的原理与技术实现、人造卫星与星际航行的飞行轨道、制导通讯再入大气层问题、飞船设计与能源供应等诸多内容, 甚至还讲述了原子能火箭发动机、原子能汽轮发电机、电磁流体发电机等等。这样丰富而系统的知识,不仅对我们这些本科学生就是对于已在从事相关研究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前瞻的、先进的.怪不得当时在中科院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上课时,还有力学所、自动化所、物理所、电子所等科研单位以及北大、清华、北航、北理工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旁听。由于座位有限,一些人只能自带小凳、马扎,有人甚至就干脆坐在过道的台阶上. 钱先生在课堂上曾讲到:为什么要开这门课?你们将来工作都是做某一方面的具体工作,但对系统和总体应当有所了解,要清楚你这部分分工作在总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会充分发挥你的作用. 他还告诉我们:航天工程是个大系统工程,需要千万人参加,不能说10个中国人中间有1人参加,但可能100人中间会有1人参加. 真是教书不忘育人啊!为了保证讲课质量,钱先生还派了一名秘书,坐在大教室最后一排,以确定演讲的声音要多高、板书的字体要多大。多么敬业的大师啊!钱先生对于课堂时间安排也十分周密独到,开始用几分钟时间给同学们讲讲航天国际动态,课间经常不休息亲自为同学们答疑,最后往往进行十几分钟的爱国主义和科学道德教育,一般还会给同学们布置思考题以培养创造性思维的习惯. 钱先生的期末考试也很特别,是开卷,题目只有两道:第一题为概念题占30份,第二题则为分析计算题,即"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经过太阳,在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 我记得那天考试从八点半开始,整整一个上午,没人交卷,中午时钱先生说:先吃饭回来再考,饭后继续考到傍晚,只好结束了。显然, 我们可以看出, 钱先生关注的是学生们掌握物理概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学们都记得钱先生一般总是笑眯眯的,但他曾对我们生过两次气,相当严厉!一次是同学提交作业后的第二周,钱先生没讲新课,整整3个小时就专门讲了作业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小数点点错了,写单位中英文混用,量纲不对。他说:这样肯定不行,将来工作怎么办?小数点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 所以你错一个小数点,我就扣你20分. 最后,他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严谨、严肃、严格、严密. 另一次就是那回期末考试,58级有位同学把第一宇宙速度答成7.8m/s,59级有位同学把火箭燃气分子量答成0到100. 钱先生说:第一宇宙速度比自行车还要慢?分子量怎么能说是0?他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下笔千钧. 接着说:这是我们先人说过的话,这一下子相差1000倍,你还要不要做这个工作了?你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负不负责任?一位科学翘楚的事业心、爱国心以及对年轻学子的拳拳之心震撼着所有在场的同学。 见微知著,细微之处彰显大师风范. 大师点点滴滴的言传身教像雨露一样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引领着我们不断成长. 伟人西去,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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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叶开沅先生生平介绍
    周又和 赵社文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5): 89-89.   DOI: 10.6052/1000-0879-2009-360
    摘要1994)      PDF(pc) (496KB)(600)    收藏
    我国著名力学家、中国力学学会原常务理事、甘肃省力学学会原理事长、甘肃省政协原常委、 甘肃省科协原常委、兰州大学力学专业和学科的创始人、兰州大学力学系首任主任、名誉主 任叶开沅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0月20日15时30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2岁. 叶开沅先生1926年5月19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 1938$\sim$1943年,在浙江省立衢州中 学学习. 1944年,到北京灯市口育英中学学习. 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旋即转入 燕京大学数学系学习. 1946年,进入唐山工程学院学习,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 1949年,借读于浙江大学电机系,不久,重返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 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 学工程力学研究所师从于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从事研究生学习. 1952年院系调整时,转 为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仍师从钱伟长先生. 1945$\sim$1953年,叶开沅先生先后在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学习,广泛接触不同的学术流派,涉猎各门学科,并得到钱 伟长先生的悉心指导,受到良好的学术训练,这对他的成长和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研究生毕业后,叶开沅先生被选留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讲师,参与了北京大学力学专业的 组建工作,是我国第一个力学专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其间他承担了大量教学任务,并与王 仁院士等一道筹建了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 他积极参加科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其 薄板大挠度理论研究成果于1956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959年,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叶开沅先生随江隆基校长到兰州大学任教,并开始在 兰州大学筹建力学专业. 短短几年,兰州大学力学专业从无到有,很快走上正轨. 但不久,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对他的冲击接踵而至,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78年 平反昭雪后,他毅然回到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教研室. 不公正待遇并未使他灰心,生活 中的不幸也未使他屈服,重新工作使他燃起了在力学领域从事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激情. 1980年,他与钱伟长院士合作创办了专业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并担任副主编. 1981 年,以他为学科带头人,兰州大学固体力学专业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同年他被破格晋升 为教授,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为博士生指导教师. 1982年,他发起成立甘肃省力 学学会,随后担任理事长、名誉理事长. 1983年,他当选为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 1986 年,凝结了他大量心血的兰州大学力学系独立建系,他受命担任系主任,1991年后任名誉主 任. 叶开沅先生潜心力学研究,在大挠度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固 体力学界关注的热点课题就是求解薄板结构非线性变形的著名冯$\cdot $卡门大挠度方程. 1953年,他的第一篇论文《边缘载荷下环形薄板的大挠度问题》在《中 国科学》上发表.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矩形板的大挠度问题》在第9届国际理论与应用力 学大会上报告. 他与钱伟长先生合著出版了国内首部《弹性力学》专著,与钱伟长先生等合 著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还被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来 兰州大学后,在坚实的专业基础与科研成果基础上,他与其学生等一道创造了加快收敛的修 正迭代法和减少手工推导的解析电算法等求解大挠度方程的方法. 以后,又与其学生给出了 圆(环)薄板轴对称大挠度问题解的解析表达及其求解方法的收敛性证明,为板、壳大挠度 问题的解析求解方法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壳体的稳定性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得 到了有关壳体变形特征与失稳的一些新结果,为板、壳大挠度理论在弹性元件及仪表工业上 的应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1985年,他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国际非线性力学会议上以《柔韧 构件研究在中国的进展》为题作大会报告,全面介绍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国学者于该领域 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从1965年开始,叶开沅先生还致力于非均匀弹塑性力学的研究,提出了 用阶梯折算法处理非均匀弹性构件的结构优化计算方法. 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于1987年和 1992年两度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十分注重本科生教育,并担任了国家教委理科力 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其《材料力学》教学讲稿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力学专业本科 生的教材正式出版. 叶开沅先生在兰州大学力学专业及其学科的创立与建设期间,长期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十分重视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为我国力学学科的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他调 到兰州大学时,学校既没有基本的力学实验设备,也缺少有关图书资料,师资力量更为薄弱. 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带领年轻教师,边搞教学边收集资料、研制实验设备,同时还指导学 生毕业论文,付出了极大的劳动和心血. 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兰州大学的力学专业已 有了相当的设备和图书资料,教师队伍已比较成熟,为以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进入20 世纪8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在他的指导下得以快速成长. 仅1986年到1990年5年间, 经他指导的博士毕业生中,有1人获得首届中国青年科技奖,1人获得霍英东教育奖,1人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国家教委联合授予的``做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3 人获甘肃省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 为此,他本人也获得甘肃 省授予的优秀博士生导师奖励. 目前,他培养的学生中已有多人成长为我国力学界的学术带 头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洪堡学者等. 叶开沅先生不仅是一位力学科学家,而且在戏剧史研究方面也很有建树. 他自小喜爱戏剧, 在北京求学期间,又接触了各种剧种,对戏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他的祖籍浙江衢州,有 一种鲜为人知的剧种------婺剧,其起源和发展鲜为人知. 为了不使这一传统剧种失传,也 为了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他利用业余时间对婺剧史进行研究. 经过10余个寒暑,数易其稿, 于1981年他与张世尧合著的《婺剧高腔考》一书被日本东京龙溪书舍出版. 1984年,他与 已故戏曲史大师赵景深先生共同创办了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术刊物《戏曲论丛》,并先后担任 副主编、主编. 由于他在戏曲史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被推选为中国戏曲协会常务理事. 为振兴中华戏曲艺术,他两次出资举办京剧演唱会,并在国内外多次作有关戏曲史的学术报 告. 以后,中国戏剧出版社还出版了《叶开沅戏曲论文集》. 在自然科学家中,对戏曲艺术如 此执着,并对戏曲研究有如此高的成就,这是极为少见的. 叶开沅先生学识渊博,在教育、 科学事业和各项工作中做出突出成就,还被推选为甘肃省科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常委. 叶开沅先生一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他从小立志高远,刻苦钻研. 他把全部心血和智慧都 用在力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培养了一大批拔尖人才,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 他发 表学术论文近200篇,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10余部,创办了学术期刊《应用数学和力学》, 曾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力学学报》等学术期刊的编委,在力学界享有崇高的声 誉. 叶开沅先生一生襟怀坦荡,热爱祖国.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 但他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 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 线方针和政策,始终关心国家的建设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到力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中,将力学研究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为我国力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 叶开沅生生一生为人真诚,正直不阿. 他无论是早年在北京大学,还是后来在兰州大学工作 期间,都真诚、热情地团结同事们一道工作,敢于直言. 他不忘记每一位培养过自己的长者, 尤其与自己的老师钱伟长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以自己的崇高品 德和良好科学素养影响和教育后来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师长. 叶开沅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力学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 我们深 切怀念叶开沅先生,就要学习他坚持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并不断创新、发 展他开创的科学事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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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缅怀叶开沅先生
    程昌钧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5): 90-91.   DOI: 10.6052/1000-0879-2009-347
    摘要1511)      PDF(pc) (723KB)(722)    收藏
    简单回顾了叶开沅教授的坎坷经历,缅怀了他作为力学界的前辈、著名力学 家,为发展我国力学事业,培养我国力学人才所做的重大贡献. 2009年10月20日是叶开沅 教授逝世2周年的纪念日,谨以此文表示对叶开沅教授的深深敬意和缅怀之情. 转眼之间,叶开沅先生辞世两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总是云绕在我的心中,使我时时想起 他以前的许多事情,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忆起他对我的许多帮助,更缅怀他 对我国力学事业所做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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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Batchelor教授的指导下------纪念当代国际流体力学大师G.K.Batchelor教授逝世九周年(下)
    温景嵩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4): 83-87.   DOI: 10.6052/1000-0879-2009-314
    摘要1348)      PDF(pc) (1249KB)(834)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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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Batchelor教授的指导下------纪念当代国际流体力学大师G.K.Batchelor教授逝世九周年
    温景嵩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3): 90-101.   DOI: 10.6052/1000-0879-2009-132
    摘要1579)      PDF(pc) (3130KB)(694)    收藏
    这是一篇迟到了近30年的报导。南开大学温景嵩教授从1979年到1982年曾在国际著名力学家George Keith Batchelor(1920 - 2000)指导下进行研究。这篇文章真实地记述了Batchelor教授如何工作和研究,更可贵的是如实记述了1981年几位中国学者对Batchelor教授的一次访谈。这次访谈,Batchelor教授谈到对组织研究队伍、研究选题、选拔人才以及对力学学科的性质等等方面,其中一些看法切中我们科研领域的时弊,现在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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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伯努利家族在力学上的贡献
    武际可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3): 103-105.   DOI: 10.6052/1000-0879-2009-028
    摘要1881)      PDF(pc) (1160KB)(868)    收藏
    简要介绍伯努利家族在力学上的贡献. 在19世纪力学3项最突出的进展:分析力学、连 续介质力学和统计力学方面,伯努利家族的成就起着奠基和先行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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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郭永怀先生引导我做实验
    俞鸿儒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2): 0-0.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09-170
    摘要503)      收藏
    1957年1月,我在清华园第一次见到郭永怀先生。当时郭先生承担主讲清华大学和力学研究所合办的力学研究班'流体力学'讲座,他对我们几个流体力学辅导教员说:实验工作很重要,今后你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准备并指导实验。为此他亲自带我们去北航参观风洞实验室并拜访陆士嘉先生。 力学研究班开学后不久,我接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录取通知,便到力学研究所报到。恰巧导师就是郭先生。郭先生当时共指导5名研究生(3名流体力学,2名物理力学),他指定4人做实验,我是4个做实验的研究生中的一个。郭先生自己擅长理论研究,为何回国带首批研究生就让这么多人投身实验工作? 郭先生说: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中国人会做实验的很少。考虑到为中国力学事业打好基础,他引导研究生们投身这一薄弱环节。力学研究所当时只下设研究组,先后成立了弹性力学组、塑性力学组、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组、自动控制理论组、化学流体力学组、物理力学组、运筹学组、激波管组和等离子体动力学组[1]。从设立做实验的激波管组这件事,可看出力学所非常重视实验工作。 中国学生为何不愿做实验?丁肇中先生在诺贝尔科学奖授奖仪式中用汉语发表的演讲中谈到这个问题[2]。他说:"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有一句老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们都偏向于理论的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此外,做实验是需要经费和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国家缺乏这些条件,恐怕也是不愿做实验的一个原因。郭先生一方面要我们做实验,同时要我们重视创立节省经费和降低高技术支持的巧实验方法,以适应经济、技术条件差的环境。 二 郭先生回国前,在Cornell大学航空研究院工作,当时那里是国际激波管研究中心。因此他熟悉激波管的性能及其用途,了解激波管结构简单造价低,实验时间短而耗能少。在超高速流领域,激波管是唯一的固定模型试验设备,已产生的试验气流速度高达15km/s[3]。郭先生认为[4]:"这一方面的技术目前正在发展,前途是无限的。" 郭先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激波管资料。从1957年夏开始,他让我阅读这些资料。1958年初,刚搬入新建的力学所大楼后,郭先生将陈致英、范良藻(物理力学研究生)、俞鸿儒(流体力学研究生)和张德华、何永年(新分配来的北大力学系毕业生)五人召集在一起,宣布成立激波管组并指定我当组长。当年"七一"献礼会上,我代表激波管组表决心:"奋战三昼夜,设计出激波管。"设计完成后,郭先生请他的朋友(北京仪器厂总工程师)安排,及时将激波管加工好,十天后运回安装并开始破膜试验和测量激波速度。当年"八一",这台激波管被选送进中南海向党中央献礼。 1958年秋力学研究所机构大攺组。激波管組只留下我一个人,增加刚分配来所的赵素雯和各分院培训人员并编入第一研究室。同年年底,激波管組全体人员奉调支授140部超声速风洞建设,实验装置交给崔季平。1959年底,超声速风洞完成建造工作,后续工作划归空气动力学研究室超声速风洞組。此时业务处向我传达所决定:让我们继续做激波管工作,仍由郭先生直接指导。1960年初,开始安装已加工好的JF-4直通型激波风洞。不久,崔季平等同志也调入该組。以后他们调去物理力学研究室,成立高温气体组。1967年7月郭先生担任国防科委空气动力研究院筹备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随后空气动力学研究室激波管组和物理力学研究室高温气体组划归空气动力研究院,并于1969年底编为超高速研究所504研究室。1976年回归力学所后,命名为第八研究室。 三 做实验首先要创建实验条件,建造实验装置并配备测量仪器。 郭先生没有让我仿造马上就可使用的装置。郭先生对我说:大型高超声速风洞将来是不可缺少的。我国经济和技术基础还很差,难以仿效发达国家依靠大型常规高超声速风洞做试验的途径。何况常规风洞加热达到的高温受限,难以模拟超高速飞行器周围的高温绕流。激波管能产生高温和高压气体且费用低廉,他让我探索在国内条件下研制激波风洞的方法。郭先生估计我们做这项工作有相当大的难度,为此他为我们营造能专心工作的环境。一是无需制定进度计划,只要求持续不断的有正面或反面的进展。再就是想怎么干就什么干,把想法和结果告诉他就可以。 当我们开始调试激波风洞时,首先需要决定采用何种驱动方案。氢氧燃烧驱动具有驱动能力强和费用省的特点,五十年代初就受到各先进国家广泛重视。但是国外多年实践经验表明:产生的试验气体品质差且潜伏重大危险,已基本放弃而改用耗气量大以及技术装备复杂的高压氦或氢驱动[5]。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从克服氢氧燃烧驱动存在的缺陷着手工作。如成功将可大大节省投资并减轻对技术装备的要求。在探索产生潜伏重大危险根源的实验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事故。郭先生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要求我们格外小心,要绝对防止人身伤亡,并事先向所领导作了说明。后来进行探查实验时,出现了几次事故。由于郭先生预先做了工作,领导和周围同志不仅能理解,还给予安慰与鼓励。 郭先生对我们也有要求,不过没明说。他从未让我去办公室汇报工作,而是在他会议或工作间隙时到实验室来看我们。来的时间事先无法约定,大约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前后十来年间只有一两次他来实验室时我不在场。他不喜欢做实验的不在实验室,还要求实验工作者要自己动手做实验。我们自己安装实验设备,清洗真空泵,改装或研制仪器,他看到后都很高兴。郭先生来实验室后不让我们停下工作向他汇报,而是边工作边回答问题或向他提问题。他多次说过,他自己不会做实验,但对实验方法和具体的技术都很关心。他来实验室的时间有早有晚,但大多都快下班时才离开。郭先生希望我们不要依赖先进的仪器设备,而要多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为了培养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和作风,他严格限制科研经费的使用。下面列举几个实例展示我们如何贯彻他提出的要求: (1)激波管和激波风洞特别适合气动加热率测量,开展这项工作的核心传感器为薄膜电阻温度计。当时国际上普遍采用一种特制的浆液制造薄膜,由于禁运,无法得到这种材料。我们便改用蒸发溅射制造薄膜,虽然麻烦但形成的薄膜品质更高。以后我们的经验推广到国内有关单位,90年代我将这种制造工艺介绍给德国亚琛激波实验室,目前国外许多实验室也攺用我们的工艺制造薄膜电阻温度计。 (2)激波管和激波风洞实验时间很短促,因此各项操作的延迟时间要很准确。采用电阻、电容或电感组成的延时线路,有时调不准或者调准了又发生飘移,容易导致实验失败。六十年代初市场上尚无数字延迟器产品,我们自己动手将实验室的数字记时器改造为记时和延迟两用,延时精度为1微秒,扩展了数字计时器的功效并在实验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高超声速风洞的喷管都采用合金钢或不锈钢制造,价格比较贵。我们经过分析和实验验证后改用优质铸铁制造喷管,由于材料费便宜和加工容易,造价可降低一个量级。这些喷管已正常使用40余年。 (4)在进行膜片处点火的氢氧燃烧驱动实验时,出现了异常。根据声响、振动和入射激波传播特征,我们认为出现了反向爆轰驱动。郭先生指出证据不足,要我直接判定驱动段内究竞是燃烧还是爆轰。当时我们的观察手段极其缺乏,连测压传感器都没有,只能靠知识去判定。由于火焰阵面传播速度比较慢,燃烧过程中容器各处压力缓慢上升,破膜压力与膜片强度直接相关。爆轰波以超声速传播,波后压力突然升高,破膜压力与爆轰气体初始参数有关,而与膜片强度无直接关系。我们据此将燃烧驱动与爆轰驱动区别开。郭先生认同我们的方法,并给予他很少表示的赞许。 实验工作的核心是用实验手段开展研究工作。但到郭先生殉国前,我们只完成激波风洞研制和基本测量系统的配备。70年代中,国家组织"气动攻关"时,极需大型高超声速风洞。我们研制成的耗资极少的JF-8激波风洞和瞬态测量系统赶上了急需,利用它解决了设计与试飞中出现的疑难问题,并提供了大量设计必需的数据。至此突显郭先生十余年前预见的英明。 四 郭先生指导学生工作,采用启发诱导的方法。经常只提问题,要你自己去解答。有时也讲他的想法,但马上会跟上一句,希望我们找到更好的做法。 郭先生根据学生具体条件,因材施教。我们那一届研究生,限招有工作经验的。由于力学所当时的声望,力学所招收的20名研究生中,短的已工作二三年,长的甚至超过七八年。因此郭先生并未要求我们读大本书,而是立即指导我们开展工作,边干边学。 当时力学所各研究组以学科分组,组长都是归国的科学家,而激波管组是以发展实验新技术为主要任务的组,郭先生让研究生当组长,放手让他们去创新路。 五 除了向郭先生学习做研究工作外,出于对他的崇敬,还仿效他为人处事的原则。跟随郭先生工作的头两年,他没有后来那么忙,与他接触的机会较多。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在会议上发言左右为难,我们问他该怎么办?他劝我们尽量少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假话。郭先生一天到晚都在办公室工作,有一次在力学所小楼对面化学所礼堂里碰到他,他在里面看了几分钟电影便走了出来。我也跟着他回办公室,他告诉我:在美国的十多年里,只看了很少的几场电影。听了郭先生的话后,心想自己条件不好,应该更专心去工作。从那时起,便很少看电影,培养专心工作的习惯。那几年,早饭后进实验室,除了吃饭午休,基本上要到晚上十点钟以后才离开实验室。1964年,中国科学院开展四清运动,由于害怕被批为"白专",晚上不敢再多呆了。但专心工作的习惯仍未攺变,在文化大革命高潮的1967年上半年,偷偷地请来两位起重师傅并约李振华一起将JF-8激波风洞安装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坚持实验工作,竟然还会获得意外的支持。在调试JF-8激波风洞时,我们向兵器科学研究院借用一台从西德进口价值30余万美元的高速照像机。他们的领导知道后感到不解,这种时候还有人借用仪器?便来我们实验室想看个究竟,他们到实验室时,我们正在用其做实验。他们说:这种时候你们还能做实验,这台像机就送给你们用吧!我们感到这么贵重的仪器怎好收受,他们说送给你们用,总比还回去让造反派砸碎了好吧,于是很快便办好调拔手续。不久又从兰州调拨来一台价值数十万元的大型罗茨真空泵机组。有一次和院部管器材的同志一起参观外国仪器展览会时,我对他说我们急需展览台中的一种仪器。不料展览会结束后,这台仪器便送到实验室来了。 对实验工作者一直流传一些看法,诸如做实验的敲敲打打水平低,做实验的不祘科研人员…等等,因此有人不愿意或不安心做实验。郭先生和力学所的前辈却不仅重视实验,也十分尊重实验工作人员。尤其是郭先生鼓励我们要做敢为人先的工作,让我们在工作过程中体验到其中的乐趣,从而坚定信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郭先生在力学所选择并安排了很多前瞻性课题。这些课题研究内容不是趋之若鹜的当前热门,却都是完成后对国家重大需求能发挥重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以自己的水平,还难以像他那样选好题。但学习先生的选题准则,始终是我不变的目标。 非常庆幸在郭先生回国两个月后,就能在他指导下工作。值此郭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深切怀念与感激先生对我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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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郭永怀先生的精神永存
    郑哲敏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2): 96-96.   DOI: 10.6052/1000-0879-lxysj2009-177
    摘要1660)      收藏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地点是加州理工学院,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 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 彬彬学者,属于我的老师辈. 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 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 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 法. 力学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 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 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 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 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 接到后郭先生 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加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所长的许多工作,明显加速了力 学所的建设. 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刻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 他俩研究问 题,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郭对钱也十分尊重. 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好条件. 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 郭先生很快便帮助钱先生整顿 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 例如,郭先生把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 改变了过去随便有哪位高研同意便订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 郭先生直接抓图 书馆的工作,不久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又如1957年全国第一届力学 大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个高 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 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 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 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至今在经过50多年风风雨雨之后,郭先生对力 学学报的影响尤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 际上的难题. 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 这些工作使 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 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 使我感到意外的 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 这至 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 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 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 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 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 的认识. 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 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 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 什么别的人. 我的回答是前者. 当时他感到满意. 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 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现在看得很清楚,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身于祖国,他 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 养下一代, 作为自己的使命. 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 在力学所他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全面的工作,而且承担很多难免有时是枯燥 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等一系列部门. 钱所长和郭副所长 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 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给以指导. 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 向的决定. 后来钱所长来所的时间少了,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都落到了郭先生身上. 我们只见 他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 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 这也是为了实现他回国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 仅就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 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 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郭先生还就国家需要,不时向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60年代初,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军委下 达的. 在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只要是他人在北京,每周末他都要亲自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 论工作.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刮风或下雨,一位身体瘦长,头 戴鸭舌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地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5楼之间的那位学者. 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的工作着. 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那片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能感觉到的. 他对 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领导也好,高研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 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 在大风大浪里,郭先生决不随风倒,``文革''期间 有人要闹``斗、批、散'',郭先生坚决不同意,而且亲自下到那个研究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 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霎那,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心,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以自己 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文件 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力学所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我们的郭所长,他的事迹在人们中传颂着,他的 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 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 他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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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郭永怀先生的精神永存
    郑哲敏
    力学与实践    2009, 31 (2): 96-96.   DOI: 10.6052/1000-0879-2009-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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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地点是加州理工学院,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 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 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 彬彬学者,属于我的老师辈. 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 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 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 法. 力学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 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 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 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 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 接到后郭先生 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加强了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所长的许多工作,明显加速了力 学所的建设. 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刻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 他俩研究问 题,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郭对钱也十分尊重. 这是办好力学所的绝好条件. 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 郭先生很快便帮助钱先生整顿 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 例如,郭先生把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 改变了过去随便有哪位高研同意便订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 郭先生直接抓图 书馆的工作,不久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 又如1957年全国第一届力学 大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个高 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 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 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 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 至今在经过50多年风风雨雨之后,郭先生对力 学学报的影响尤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 际上的难题. 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 这些工作使 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 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 使我感到意外的 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 这至 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 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 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 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 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 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 的认识. 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 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 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 什么别的人. 我的回答是前者. 当时他感到满意. 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 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现在看得很清楚,郭先生回国有更大的理想和决心,他要把自己全部的身心献身于祖国,他 不论什么事,只要祖国需要,便全心全意地去做好;他把自己当作铺路石子,以培 养下一代, 作为自己的使命. 国家的前途就是他自己的前途,别无他求. 在力学所他不仅和钱先生一起筹划和领导力学所全面的工作,而且承担很多难免有时是枯燥 的组织工作,其中包括科研业务,图书馆,学会和学报等等一系列部门. 钱所长和郭副所长 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研究室主任的工作汇报,有时甚至是研究组组长的汇报,听取研究 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及时给以指导. 在这些场合,有时还会做出调整乃至改变研究方 向的决定. 后来钱所长来所的时间少了,力学所的重担便全都落到了郭先生身上. 我们只见 他全心全意,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地工作,全然不顾个人的得失. 在我看来他这样做完全出 于自觉,出于对祖国需要的责任感. 这也是为了实现他回国时为自己确定的使命. 郭先生的工作并不限于力学所. 仅就我所知,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的主任; 承担三峡大坝抗核武器攻击的研究并进而为工程兵策划建立防护工程研究基地,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他是我国防护工程研究的奠基人;他又是西南工程物理院的副院长,参加核武器的 研制,研究核武器的投放并负责建设该院的结构力学实验室. 郭先生还就国家需要,不时向 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60年代初,力学所承担的2040任务就是在郭先生建议下由军委下 达的. 在这些繁重的工作压力下,只要是他人在北京,每周末他都要亲自步行到力学所与研究生讨 论工作.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不论是盛夏或严冬,不论是刮风或下雨,一位身体瘦长,头 戴鸭舌帽,低头沉思着,大踏步地来往于力学所大楼和中关村15楼之间的那位学者. 郭先生就是这样默默而高效的工作着. 郭先生不善言辞,但他那片对工作、对同志、对国家的忠心和爱心是人人能感觉到的. 他对 工作的要求十分严格,对同志十分平易近人. 领导也好,高研也好,初级研究人员也好,行 政人员也好,工人也好,他都同等对待. 在大风大浪里,郭先生决不随风倒,``文革''期间 有人要闹``斗、批、散'',郭先生坚决不同意,而且亲自下到那个研究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 在飞机失事起火的那一霎那,郭先生以火一般的爱国心,科学家特有的冷静与机智,以自己 宝贵的生命为代价,用血肉之躯在熊熊烈火和重要文件之间构筑起一道烧不透的墙,把文件 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力学所凡与郭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怀念我们的郭所长,他的事迹在人们中传颂着,他的 精神鼓舞着我们从事各项事业. 他留下的遗产是丰厚的. 他的精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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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林同骥先生生平简介
    樊菁
    力学与实践    2008, 30 (6): 102-102.   DOI: 10.6052/1000-0879-2008-569
    摘要1909)      PDF(pc) (725KB)(654)    收藏
    林同骥先生1918年12月12日出生于北京。祖籍福建省福州市。 他的父亲林鼎章和母亲郭丰怡,有11个子女,林同骥排第7。林鼎章是清朝最后一届举人,并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法律科,曾任北京大理院庭长和南京最高法院庭长。林鼎章三兄弟与福州郭家三姊妹联姻,三对夫妇婚后生活幸福,各家之间相处非常融洽,在亲友中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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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我的童年
    林同骥
    力学与实践    2008, 30 (6): 103-105.   DOI: 10.6052/1000-0879-2008-568
    摘要1393)      PDF(pc) (682KB)(737)    收藏
    当我回忆起童年时,首先想到的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那是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一个大院,它由前、中、后三个小院组成,前后相连。姑姑家和叔叔家住在前院,祖父和伯伯家住在中院,我父亲家住在后院。我1918年出生于这大院里。大院门前有五棵柳树,长成一排,春来翠柳如烟,夏至垂柳成荫,给周围增添了不少景色。我小的时候出外游玩,回来时望见这些柳树,就知道到家了。这五棵柳树是我祖父仰慕五柳先生陶渊明而种下的。陶渊明是东晋时代的文学家,他住宅旁长有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1] 。著名的《桃花源记》是他的一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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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钱令希教授和庙岭村的水利工程
    武金瑛
    力学与实践    2008, 30 (2): 106-106.   DOI: 10.6052/1000-0992-2007-552
    摘要1451)      PDF(pc) (226KB)(577)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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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机械发明家,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先驱,中国历史上著书介绍西方力学的第一人
    苗天德
    力学与实践    2007, 29 (6): 79-82.   DOI: 10.6052/1000-0992-2007-464
    摘要1570)      PDF(pc) (4925KB)(715)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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